輿情解讀：紅十字會，請傾聽公共治理轉型的敲門聲

在蘆山地震引發(fā)的紅十字會又一輪輿論危機中，近日另一種聲音抬頭。截至4月27日，全國有115家基金會參與地震救災募捐，其中紅十字會系統(tǒng)收到的社會捐贈款物，占比達53%以上。這些捐贈也并非像網友猜測的，大多來自央企或事業(yè)單位的行政性安排。在紅會總會收到的2萬多筆款物中，單位捐贈僅479筆，而手機捐款達7萬人次。因此，有媒體稱“網絡輿情并不完全等同現實民意”。

的確，網民只是全體社會成員的一部分。要準確把握國情、妥善制定決策，還得兼顧那些在網上無聲的中國人的訴求和感受。但是，如果因此而無視網上對紅會幾乎一邊倒的批評質疑，也是另一種以偏概全。隨著無線上網人群的增加，比如不少農民工買不起電腦卻有手機，網民的社會學特征與全國人口結構趨同，網民已成為社會最敏感、最犀利的表達者，網絡輿情越來越具有社情民意風向標的作用。

網民的頑固性記憶，在于兩年前郭美美微博炫富的瘡疤并未真正痊愈。雖然紅會聯(lián)合北京警方、監(jiān)察部等單位的調查，結論為不少網友所認可：郭美美與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沒有任何關系，其炫耀的財富與紅十字會、公眾捐款及項目資金沒有任何關系。但對于官方調查報告所揭示的這部分事實：“商業(yè)系統(tǒng)紅十字會部分負責人利用其雙重身份，在項目運作中存在關聯(lián)交易”；總會“在紅十字品牌的使用和保護方面，管理不嚴，措施不力”方面，未見嚴厲問責，只是撤銷商紅會了事。而郭美美背后的朋友在這場“關聯(lián)交易”及紅十字品牌“管理不嚴”中，是否真的沒有受益或者還沒來得及受益，也留下了疑竇。

紅會的輿論困境，還與政府公信力不振有關。近年來，在一些涉及利益分配的公共決策中，存在官商勾兌、與民爭利現象；在一些突發(fā)事件中，有些政府部門總有隱瞞真相的沖動。所以當政府開誠布公、奮發(fā)有為時，老百姓依然將信將疑。網友調侃：“有些人把政府當男朋友：1）你怎么都不管我？2）要你管我？！3）你給我個解釋！4）你不要解釋，我不聽我不聽你說的都是騙人的！5）看看人家男朋友！”

因此，能不能說，紅十字的尷尬，是全社會遭遇體制轉型的一個縮影？紅會之痛，是政府公信力之痛，是官民關系之痛。雖然紅會工作人員可能從體制內得到的福利最少，屬于體制內的“弱勢群體”，但依然要為體制轉型滯后招致的民怨而埋單。

在紅會總會一條“考察”災情的微博引出14萬次轉發(fā)，滿屏都是“滾”字的時候，珠海企業(yè)家陳利浩“頂風”為紅會捐款100萬元。因為他相信，紅會作為“社會救助主渠道之一”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。紅會的2658萬名會員、215.6萬名志愿者，是國內其他公益組織望塵莫及的。陳利浩在捐贈儀式上，當面向紅會華建敏會長提出批評建言。這是一種理性、建設性的態(tài)度。

本屆紅會管理團隊也表現出開明開放的姿態(tài)。華建敏會長當場對陳利浩表示，紅會官方微博“用詞完全錯誤，應正式糾正”。趙白鴿副會長對媒體發(fā)出狠話：如果兩到三年，還是不能翻轉“黑十字”印象的話，我自動請求辭職！

“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(jiān)督委員會”在網上引起關注。它是2012年12月成立的獨立第三方機構，不隸屬于紅會，成員包括白巖松、遲福林、王振耀、俞可平、袁岳等公眾人物，均不從紅會領取任何報酬。對于重查郭美美的提議，“將由社監(jiān)委獨立決定，紅會無權干涉”，“如果社監(jiān)委決定啟動調查，紅會須予以積極配合”。

社監(jiān)委還與人民網聯(lián)手，公開征集3名志愿者，到蘆山地震災區(qū)，全程跟蹤參與、監(jiān)督紅會2000萬元糧食、油、衛(wèi)生用品的使用過程。

5月1日，社監(jiān)委針對網友稱“在雅安地震募捐中存在攤派和強捐現象”，稱“已就此事質詢紅會，總會明確表示不準攤派”。此前社監(jiān)委已對北京等地的攤派現象予以批評，并公布了舉報郵箱和手機號碼。

它甚至轉發(fā)推薦香港立法會議員質疑雅安地震捐款的視頻，沉痛表示：我們必須反思，必須捫心自問，是否對得起所有奉獻愛心的人。其實捐贈人的要求并不高，就只要八個字“公開透明，廉潔高效”。

這就是機制的張力。雖然社監(jiān)委地位尚未載入紅十字會章程，但已經為這個官辦NGO架設了與民意溝通對話的橋梁，注入了變革創(chuàng)新的動力。它告誡網友“辱罵不能解決問題”，它扮演的角色帶有“小罵大幫忙”的成分，但所有希望社會平滑轉型的人們都會同意，對于紅會存在的制度性缺憾，既然不可能在體制外罵倒它，不妨樂見并促成它在體制內的修復和完善。

向來隨心笑罵、天馬行空的網友“五岳散人”發(fā)帖：“我不希望紅十字會倒下，除了這個想法目前不現實之外，現在并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填補其留下來的真空。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像紅十字會一樣掌控著如此多的資源，以及有著如此完善、深入的組織形態(tài)。哪怕從現在開始全部放開慈善公益領域，十年之內都不會有同等量級的機構出現。解決方法：透明、去行政化�！�

當務之急，一是拓寬紅會與社會對話的通道，要么吸收知名網友、草根網友加入社監(jiān)委，要么另組一個專門的網絡對話平臺；二是吸收社會人士進入紅會的決策管理層。先吸納非行政序列的民間力量參與決策，開放權力結構，改善治理結構，在現階段做起來要容易得多。李克強總理要求：處理好政府與市場、與社會的關系，經濟領域要更多發(fā)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，社會領域要更好地利用社會的力量，包括社會組織的力量，把應該由市場和社會發(fā)揮作用的交給市場和社會。這也是改革的方向。

與5年前的汶川地震時期不同，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日漸強大的網絡輿論場和“微公益”社會動員平臺�；钴S網友薛蠻子分析：一個富人的13個億相對國家弱勢群體只是杯水車薪，而13億的每人一塊錢將匯成公民的積極參與和民意的威力，由此喚起媒體的支持和政府的積極呼應。

紅會處在政府背景的機構與民意隔閡對峙的前沿，如果成功建立起“社會協(xié)商對話”的體制機制，對于整個國家的公共治理都有率先吃螃蟹的價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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